|
2005.5.8 Last Update :2006.8.31 一九四三，她們在納粹德國 Traudl Junge Sophie Scholl Marie Vassiltchikov Christabel Bielenberg Anne Frank 歷史，不只是his story；支離破碎的世界裡，女人同樣經歷了戰爭，但傳統極少賦予她們言說的機會。初翻閱Anne Frank傳記至今十餘年，常想：二戰中德國統轄下的世界，豈只有戰史的重要性與理念的拉鋸戰？女孩們在這樣的世界如何生活？以怎樣的態度面對瀕臨崩潰的一切？這篇介紹，或許可視為我小小的心得吧。 Wikipedia: Women in World War II
|
|
希特勒最後的秘書 Traudl Junge 1920.3.16（慕尼黑）～2002.2.10（慕尼黑） 原名Gertraud Humps （Wikipedia） 一九四三年七月，來自幕尼黑的Traudl Humps與希特勒的一名副官Hans-Hermann Junge結婚；Traudl前一年才剛成為特勒的秘書群中的一員，其實她原先夢想成為芭蕾舞者，也從未加入納粹黨，但父母都是納粹支持者。當她得知總理的秘書有缺額時，開始努力練習打字和速記，之後如願當上希特勒的秘書。 結婚才一年，Traudl就成了寡婦。一九四五年一月，盟軍兵臨柏林，Traudl和希特勒及他的親信團隊逃到地下碉堡，在那裡，她幫希特勒的遺言打字，目睹了這個獨裁者最後的日子。Traudl成為這個碉堡僅有的兩名倖存者之一。戰後，她以秘書及文字編輯工作維生，非常低調，僅在BBC一九七四年的紀錄片《The World at War》露臉過一次。（本文另一個主角Christabel Bielenberg也是該片訪問的對象之一。） Traudl有以文字紀錄生活的習慣，卻一直拒絕發表任何有關她幫希特勒工作的文章，最後曾為Anne Frank作傳的奧地利作家Melissa Müller說服了她，並幫助她完成回憶錄《Until the Final Hour: Hitler's Last Secretary》。在Traudl去世之前，也受訪拍了一部九十分鐘的紀錄片《Blind Spot: Hitler's Secretary》。《Until the Final Hour: Hitler's Last Secretary》成為電影《帝國毀滅》的資料來源之一，Traudl也因為這部片再度受世人矚目。 關聯書籍：Traudl Junge: Until the Final Hour: Hitler's Last Secretary 關聯電影：帝國毀滅 Der Untergang
《帝國毀滅》整部片的敘述者就是Traudl Junge，隨著她，觀眾目睹了希特勒的滅亡。有人質疑，在回憶中的希特勒並不像個魔鬼，而是個鄰家老伯，這違背了二戰以後人們長期塑造的魔鬼形象；記得田中芳樹在《銀河英雄傳說》塑造出的反派朗古，在外害人不遺餘力，在家卻是個好父親、好丈夫──其實最可怕的並不是魔鬼，而是可能存在於任何人心中扭曲的執念，那種執念可以促使希特勒說出：「人民既然選擇了我，就要付出代價！」也可以使信奉納粹的國民對國內正在發生的慘劇視若無睹。 或許整部片被美化的人或許只有Traudl Junge，影片略去了她家庭挺納粹的背景，還找了德國影壇數一數二的美女Alexandra Maria Lara扮演年輕時的她。 作為《帝國毀滅》的開場與收場，老年Traudl的發言顯然爲一個錯誤的時代下了註解： 生活在慕尼黑Traudl，當然曾經過慕尼黑的Scholl兄妹廣場，看過白玫瑰紀念碑；這對因為散發反希特勒的傳單，在一九四三年上了斷頭台的兄妹，妹妹Sophie正好和同年紀，於是Traudl Junge說：年輕不是藉口。
|
|
反抗納粹的大學生 Sophie Scholl 1921.5.9（符騰堡州Forchtenberg am Kocher）～1943.2.22（慕尼黑Stadelheim監獄） 全名Sophia Magdalena Scholl 暱稱Sophie （Wikipedia） 家住烏爾姆的Sophie，一九四三年年方廿一，剛服完總計一年的義務勞動役與戰爭輔助役，在慕尼黑念大學，主修生物與哲學。 Sophie少年時代曾短暫加入希特勒青年團，但她父親向來對納粹政府所作所為十分反感；進入大學未久，Sophie便發現學醫的哥哥Hans與一名教授及幾位好友組了個團體「白玫瑰」，撰寫、印製並四處散發反納粹傳單，Sophie義不容辭地參與了他們的行動。 「白玫瑰」的六名主要成員一九四三年二月中遭蓋世太保逮捕，經惡名昭彰的人民法庭審判後，他們全上了斷頭臺！審判前慕尼黑蓋世太保刑事組長曾企圖為Sophie脫罪，而「白玫瑰」核心成員中年紀最小的Sophie不但拒絕了他的協助，還拚命將罪名攬到自己頭上。 在Sophie和Hans慷慨就義後不久，么弟Werner亦戰死沙場。戰後，Scholl家五個子女只有大姊Inge與么妹Elizabeth倖存；而Inge後來成立Scholl兄妹紀念基金會（該基金會後來促成設計史上著名的「烏爾姆造型藝術學院」），並將Sophie和Hans的故事撰寫成《白玫瑰一九四三》一書以玆紀念。
關聯書籍：白玫瑰 一九四三 （P.95 Sophie的獄中獨白）今天陽光普照，可是我卻得走了。不過，現在有多少人必須在戰場上陣亡？那是多少本來充滿希望的年輕生命！……如果我們的行為能感動和喚醒成千上萬的人，那麼我的死又算什麼？ Inge Scholl: The White Rose: Munich, 1942-1943
關聯電影：帝國大審判 Sophie Scholl、 Die Weiße Rose
得到二○○五年柏林影展人道主義獎的《帝國大審判》（官網 DE US JP），片中的時間就只有短短的五天，幾無煽情片段，只是單純陳述、並企圖還原Sophie Scholl最後的時光：從她和「白玫瑰」成員在地下室印傳單，次日和哥哥去學校發傳單，未久被捕，遭審問，上惡名猖獗的人民法庭；片中她唯一露出驚愕與傷心的那刻，就是她被告知沒多少時間．要寫絕筆信就趕快寫那段──死，早就有心理準備，只是沒想到納粹的執行速度這麼快 ；雖說難過，但她絕不後悔。 跟「白玫瑰」有關的片子中，死亡的場景都是最震撼的──三個大學生聚在一起抽完了最後一枝煙，走向斷頭台，像市場的魚被推向刀，鏡頭一暗，那重重的一聲，觀眾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 我會想起Julia Jentsch扮演的Sophie Scholl，在片子一開頭跟著電唱機唱"That Sugar Baby O' Mine"，那是一首來自敵國的流行歌，她唱著，臉上漾出了笑容：
Sugar, I call my
baby my sugar
|
|
任職外交部的白俄公主 Marie Vassiltchikov 1917.1.11（聖彼得堡）～1978.8.12（倫敦） 暱稱Missie （Wikipedia） 年輕漂亮的落難白俄公主Missie，從小在法國受教育，西歐各國都待過。由於納粹德國極欠缺語言人才，這個家中經濟狀況欠佳的外籍女孩，一九四○年起德國政府機關擔任翻譯。 極愛寫日記的Missie每天將見聞以英文打字速記，以冷靜優雅又不失幽默的筆調紀錄了經過數世紀聯姻、彷若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歐洲貴族社會，如何在戰爭的摧殘下漸漸瓦解；而德國城市與人民又如何活在盟軍轟炸與納粹暴政的恐懼中，眼見房倒屋塌、糧食匱乏，趨向崩潰…… 一九四三年時，Missie廿六歲，任職外交部情報科，專事翻譯；這年Missie成為最早知道卡廷森林屠殺案（蘇聯軍隊一九四○年在卡廷森林屠殺一萬多名俘虜的波蘭軍官及知識分子）的人之一；而她當時的同事及友人有不少在次年參加了企圖推翻希特勒的「七月密謀」（主事者中的Adam von Trott zu Solz，就是Missie的上司兼好友）──Missie在日記中記載了整個事件。 一九四四年「七月密謀」之後，Missie離開柏林到維也納當護士。戰爭甫結束，Missie便和美籍軍官Peter Harnden結婚，定居巴黎。而Missie為二次世界大戰留下的第一手資料《柏林日記》，在她去世後由么弟George整理加註，戰後四十年才出版。
關聯書籍：柏林日記（麥田出版，唐嘉慧譯） （1943.10.24 星期日 得知卡廷森林慘案）我有一份緊急的新工作：翻譯一大批照片的標題內容，是在斯摩稜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內發現的四千多名波蘭軍官遺骸，簡直令人不敢置信！ （1943.11.23 星期 二 空襲中的柏林）炸彈如雨點不停落下，隔壁一棟房子突然倒塌，父親用俄文呢喃道：「就讓上帝的旨意實現吧！」當時的感覺是我們的末日真的到了。 （1943.11.26 星期 五 空襲之後的慘狀）等走到被炸毀的那棟辦公室前面，我們也在瓦礫堆裡撿了幾塊白堊，再大門旁邊的石柱上寫下一行大字：「蜜絲和羅瑪莉（Missie的同事兼好友Loremarie Schönburg，奧地利公主）沒事，住在波茨坦俾府（即Gottfried von Bismark伯爵家，他是鐵血宰相的孫子，也是羅瑪莉的表哥）」。大老闆看了想必會很不高興，但我們眾多的男性朋友向來喜歡整天打電話，而且可能會親自來這裡找我們。 （1944.7.19 星期三 對時勢的看法）其實我和他們之間存在一項最基本的歧見：因為我不是德國人，所以我只在乎一件事──除掉那個魔鬼！我從不特別在乎以後的事。他們因為愛國，都希望以後能設立某種過渡性政府，拯救德國免於滅國，我卻不相信盟軍會接納這樣的過渡政府，因為他們根本拒絕分辨「好」德國人和「壞」德國人。 Marie Vassiltchikov: Berlin Diaries
|
|
嫁到德國的英國貴族 Christabel Bielenberg 1909.6.18（倫敦北部）～2003.11.2（愛爾蘭） 原名Christabel Mary Harmsworth Burton （Wikipedia）（BBC） Marie Vassiltchikov筆下「迷人的英國女孩」Christabel，一九三二年放棄牛津的獎學金到漢堡學唱歌；為了與法律系學生Peter Bielenberg（1911.12.13~2001.3.13）間的愛情，Christabel不顧家人警告，在一九三四年成為德國公民；其後十年，Peter成為律師、兩人生了三個可愛的小孩，更親眼目睹納粹政權下的排猶風潮、侵占奧地利事件，甚至捲入七月密謀、見友人一一遭納粹毒手卻無能為力。 一九四三年時的Christabel正煩惱著短缺的物資與頻繁轟炸，準備將孩子帶往黑森林地區的鄉下避難；次年，Peter學生時代的好友Adam von Trott zu Solz策動「七月密謀」企圖推翻希特勒，不幸失敗，管理兵工廠、準備武裝營救Adam的Peter隨即遭到逮捕；Christabel隻身與蓋世太保周旋，使丈夫免於重罪。 戰後，Christabel與Peter定居愛爾蘭；並在一九六八年出版出回憶錄《The Past is Myself》──後來大為暢銷，並曾改編為迷你影集，讀者文摘中文版一九九○年十月號有書摘，譯為《熬過黑暗》。 由書中可知，Christabel對這場戰爭感到矛盾萬分──她極度厭惡納粹政權，認同祖國的參戰行動，甚至曾特地跑到戰俘營旁，只為對同胞以英語小小聲說一句「我們還沒有輸」；但又因和德國民眾一同遭遇戰爭災厄，而對他們深感同情，當她看著健健康康、因迫降方成戰俘的美國飛行員時，深感不悅：這個大孩子居然 懶洋洋地說他只是「機鼻接機尾」地飛過來，甚至不知自己在哪裡投下多少炸彈、炸死多少人！（英國在戰爭中死了六萬兩千人，但在盟軍有系統的「無差別 轟炸」之下，德國平民卻有六十萬人身亡。） 有趣的是，在Marie Vassiltchikov一九四○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記中記載了Christabel的大兒子，因為抗議學校老師罵英國人都是「豬」，竟然被學校開除了。對Christabel這樣的移民來說，那的確是一個矛盾的時代。
關聯書籍：熬過黑暗（讀者文摘1990年十月號書摘） （書摘一）山谷裡已沒有年輕男人，當地報紙每天都順從地在頭版以大字標題報捷，卻將村民最關心的消息刊在後頁：「康拉德．阿爾斯，在蘇聯聶伯河斯摩凌斯克逝世，他是一位富愛心而勤勞的丈夫，父母心中的愛子。 我們深感悲痛，哀思無限。」 十一月開始下雪，每天早上，八頭公牛噴著水氣，拖著一張歪歪倒倒地前進的木製雪犁，在我們窗前經過，操縱那犁的人對孩子們揮揮手。 有天我站在窗前也對他們揮手時，我知道若我曾蠢得怨天尤命，那我就剛剛在柏林得了應得的教訓。我曾回柏林小住，一到達那裡就聽到卡爾．朗班（他們的友人兼鄰居，反納粹的律師）被捕的消息，彼得看來憔悴而疲倦，我們在達倫區那幢房子已成了收容朋友和難民的地方。 我在柏林的三晚共遇到三次空襲，投下的都是威力更大的新式炸彈，例如巨型炸彈、燃燒彈和磷燃燒彈。磷燃燒彈爆炸後，裡面的東西會化成一條條不能撲滅的火河，湧下地窖樓梯，將防空避難所的出口封閉。我在柏林時發現，這些來自空中，並非針對某一人的殺人武器雖令人害怕，但更普遍的是令人產生一種逆來順受的心理，一種要度過難關的頑強決心。 （書摘二）幾分鐘後，刑事委員將他的椅子向後一推，站了起來。「我很抱歉，」他說，「不過你們會面的時間已經比規定的長了。」彼得對我微微一笑。「願老天爺保佑你，親愛的。」他用英語說，然後就向門走去。我注意到他的兩條鞋帶是用麻繩做的，繫得整整齊齊，這雙臨時鞋帶使我獲得了極大的勇氣。世界上沒有任何血腥力量能迫使彼得拖著腳走。 Christabel Blenberg: The Past is Myself Christabel Bielenberg: The Road Ahead Christabel Blenberg: When I Was a German
關聯電影：Christabel
《Christabel》，BBC一九八八年的迷你影集， 是Elizabeth Hurley的成名之作。飾演Peter的Stephen Dillane是英國著名的演技派男星，不過跟當時年僅二十三歲的Elizabeth Hurley一搭，他顯得有點老；真正的Peter Bielenberg不但小Christabel兩歲，據說還相當英俊（Marie Vassiltchikov如是寫），可惜我找不到他本人的照片。
|
|
來不及長大的猶太女孩 Anne Frank 1929.6.12（法蘭克福）～1945.2.22（Bergen-Belsen集中營，推測） 我想大概很少人不認識Anne Frank，但我還是想談談她，這個來不及長大的猶太女孩終究在離世之後完成了畢生的志向。 第一次接觸Anne Frank，大約是小二還小三的時候讀那本，目前已倒閉的光復書局出版的插圖傳記《安妮法蘭克》，之前我只認識《Anne of Green Gables》裡的Anne。有趣的是該套書將她跟曾拍片嘲諷希特勒的卓別林放在同一冊，也算是不錯的映照了。 Anne Frank使小小的我意識到，原來有人只活了十五年，也能留下這麼豐富的東西。現在我依然佩服她，畢竟我寫日記寫了十幾年，也沒寫出像她的日記裡那樣深刻的想法。 一九四三年，Anne Frank只有十四歲；從十三歲生日以來，她寫日記已經寫了一年多。Anne最初的日記裡記載的事就和一般同年齡的孩子沒兩樣：女同學之間的關係、煩人的老師、暗戀的對象及暗戀自己的人──但她能寫這種「正常生活」的日子才不到一個月，那年七月初她就住進「密室」，過著不能外出、白天禁止出聲、和比自己年長的七個人擠在一個屋簷下生活的日子。 進入一九四三年，許多煩惱仍纏著Anne不放：密室裡的人際關係、密室外紛亂多災厄的世界、到底有沒有未來……Anne只好藉著大量閱讀，企圖逃離惱人的一切。 和所有移民一樣，Anne Frank的家庭也處在一種矛盾的狀況下，她的父母都是德裔猶太人，父親Otto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還是德軍！但在荷蘭長大的Anne，卻很清楚地意識到，現在的納粹德國是想將猶太人趕盡殺絕的「敵國」。可惜Anne再踏上德國是往殘酷的集中營去，她終究沒有等到納粹政權覆滅的那天──密室的八個人，只有Otto活著離開了集中營。而Anne的日記被一直幫助他們的Miep Gies收了起來，經Otto整理後出版，成了這世上最著名的一本日記。 關聯書籍：安妮的日記、安妮的故事
安妮的日記（智庫出版，彭淮棟譯） 《安妮的日記》最初公諸於世的版本爲符合出版商要求、避免談性的尷尬及對密室死者不敬的言語，而大量刪節，此版是根據戰爭檔案研究所的評註版，由作家兼翻譯家Mirjam Pressler編輯增訂，大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內容。 （1943.1.14 星期三）這一帶的小孩子穿著襯衫和木屐跑來跑去。他們沒有外套，沒有鞋子，沒有長統襪，沒有人幫助他們。他們啃一跟胡蘿蔔充飢，從寒冷的家出來，走過寒冷的街道，到更寒冷的教室上課。荷蘭的情況糟透了，成群小孩子在街上纏著過路人討麵包。 說起這戰爭帶來的苦難，幾個鐘頭也寫不完，但我愈寫，自己覺得愈痛苦。我們只有等，盡量平靜地等，等這一切結束。 猶太人和基督徒一樣都在等，整個世界都在等，而有許多人是在等死。 （1943.11.8 星期一）你如果把我的信一次看完，就會注意到它們是在多種不同的心境下寫出來的。在密室這麼受情緒擺佈，我也傷腦筋，但是也不只有我這樣：我們都受情緒擺佈。如果我沉迷於一本書，那麼，在和別人相處之前，我必須重新整理一下我的思緒，不然他們會認為我怪異。你看得出來吧，眼前我正在抑鬱之中。我說不出這抑鬱是怎麼來的，可是我想是我的懦弱引起的。我處處被這個毛病折磨。今天晚上，貝普在這裡，門鈴響了，又久又大聲，我馬上臉色發白，胃裡翻滾起來，心臟瘋狂地跳──只因為我害怕。…… 我無法相信我們的世界會再恢復正常。我也常談到「戰爭之後」，可是那好像空中樓閣，一種永遠不會成真的東西。 （1943.7.19 星期三 ）我渴望騎腳踏車、跳舞、吹口哨、看看世界、覺得年輕、知道自己自由自在，可是我不能流露這些感受。 The Diary of Anne Frank: The Revised Critical Edition（戰爭研究所評註本）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: The Definitive Edition（智庫的版本）
安妮的故事（遠流出版，Melissa Müller著，張茂芸譯） 奧地利作家Melissa Müller花費數年時間四處訪談、蒐集資料，意圖還原傳說背後的Anne。《安妮的故事》無疑是一部相當精采的傳記，縱使有人可能認為此書戳破了Anne Frank一家的神話──尤其是書中對Otto Frank多所批評，但其實這個世界完人本就不存在，Frank一家的生活，也不過是二戰諸多受難者的縮影罷了。其實正如作者本身所言，此書並沒有取代《安妮的日記》之意，而希望與之相輔相成，提出更廣泛的觀點，紀錄Anne生活中的點滴，讓大眾更貼近這個最著名的納粹受害者。 Melissa Müller: Das Mädchen Anne Frank. Sonderausgabe zum Welttag des Buches. Die Biographie Melissa Müller: Anne Frank: The Biography
關聯電影：安妮的日記 Anne Frank: the Whole Story
Anne Frank的故事有很多影視版本，但到目前為止，最好的還是這部二○○一年依據Melissa Müller撰寫的傳記拍攝的迷你影集《安妮的日記》，雖然這是一部英語發音的片子，演員也多為英國人，但全片在歐洲拍攝，場景均十分考究，而且其中演員均近似真實人物相貌──不用我多說，各位瞧瞧上面這張Hannah Taylor-Gordan的照片，就知道她和Anne Frank多麼神似了。 因為Melissa Müller所撰寫的傳記對Anne的父親有所批評，《安妮的日記》一片令Anne Frank基金會相當不滿，無法將原片名取為《Anne Frank: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》，但這並不減此片的可看性，這可是一部由Ben Kingsley等實力派演員演出，還有二○○一年艾美獎背書的迷你影集呢。
|
|
|
